文/任玉嶺
今年三月“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口號，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區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黨和國家的這一決策，極大地鼓舞了中部地區干部和群眾的士氣，堅定了中部地區崛起的決心和信心。歷史必將證明，黨和國家關于“中部地區崛起”的判斷和指示，不僅將對中部地區加快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必將對全局經濟的穩步推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部崛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中部崛起的必要性。其一、中部崛起是破解“三農”難題的需要。我曾在三年前撰寫了“農民問題是中國一切問題中的大問題”，土地超載，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如何在耕地之外，讓農民找到生存和發展的就業空間，這應是我國發展的重點與改革的核心。中部六省有農民 2.6 億多，占全國農民總數的 35% 。既然 1/3 以上的農民高度集中于中部地區，就應把破解“三農”的工作放到中部，只有從農民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抓起，“重中之重”才能早見成效。再說只有農民的問題解決了，占人口大多數農民的收入上去了，內需才能啟動，市場潛力才能開拓，工業化才能進一步推進。
其二、中部崛起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 20 多年來，在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沿海經濟戰略推動下，東部地區先走一步，這不僅使有限的資金發揮了最大效能，而且對內地的發展也起到了帶動作用。只是由于中部地區因為原先投入較少，基礎較差，所以在市場經濟大潮到來之后，發展相對緩慢、同東部地區差別越拉越大。 1978 年，中部同東部相比，人均 GDP 相差 154 元，到 1995 年其差額擴大到 3148 元，其差額增長 20.4 倍。最近幾年這個區域差距進一步拉大，如不采取措施，中部經濟會進一步“塌陷”。中部地區人口占全國 27% 。要統籌區域發展，調動內需，推動全局，就必須加快中部的發展步伐，必須要推進中部崛起。
其三、中部崛起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需要。我國基尼系數不斷攀升并遠遠超過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我國 1978 年基尼系數為 0.30 ， 88 年上升到 0.34 ， 95 年上升到 0.45 ，清華大學有人推算 1997 年達到 0.46 ，中國社科院有人推算 2001 年躍到 0.49。中國 20% 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同 20% 最高收入者的收入相比為 1：12.66，而 80 年代這一比值在日本為 1：4.3，在美國為 1：7.1 ，由此看出，中國的貧富差距遠遠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特別從社會金融資產的占有量看，我國 20% 富人擁有金融資產的 66.4% ， 20% 窮人僅擁有金融資產的 1.3% ，相差 50 倍以上。推進中部崛起，對縮小差距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其四、中部崛起是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需要。鄧小平早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鄧小平還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推進中部崛起不僅是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需要，也是實踐“三個代表”精神、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和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具體表現。
中部崛起的必然性。 其一、經濟勢能推動理論：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是齊頭并進的。不均衡發展促進了競爭，提高了效率。隨著時間推移而致的差距拉大，造成了經濟的“高地”和“洼地”。發達地區的經濟“高地”對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洼地”之間所形成的經濟勢能，就會向河水一樣，由高處向低處傾瀉，由上游向下游奔流。中部地區緊靠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東部“經濟勢能”的不斷增加，必然會造成“高地”向“洼地”的轉移和推動中部經濟的上升。 其二、生產要素梯度擴散理論。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了海外的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生產要素不斷地向中國流入。特別是東部地區，是吸收這些生產要素最便捷、也是吸收最多、受益最大的地方。隨著經濟發展，東部生產要素過度密集，造成成本升高、效益下降，或因為要更新換代，這就必然造成這些要素向欠發達地區的中部擴散和轉移。其三、經濟由東向西滾動發展的理論：在二十世紀，世界經濟出現了由東向西滾動的發展現象。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發展高潮逐漸由北美洲移向日本，至七、八十年代又在東亞出現了“四小龍”并逐步過渡到中國沿海。二十一世紀是亞太經濟世紀，人們出于對這種由東向西滾動現象的研究，大膽推斷，中亞和西亞必將被這種滾動所沖及，中國東部已經崛起，中部將受益于這種“滾動發展”的浪潮，吸取中部崛起的營養和動力。
中部崛起的有利條件和實際困難
中部崛起的有利條件 。中部地區，作為中華民族最早開發的中原腹地，文化厚重，歷史悠久。在人類十分關注儒家文化能以對未來經濟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今天，我們不能低估中部儒家文化優勢對未來的發展影響。從近幾年在鄭州連續召開的客家人尋根懇親會的隆重場面中，足以使人們感到中部的文化優勢一定會促進中部的快速發展。
中部地區，豫、鄂、皖、湘、贛五省，位于長江、淮河兩岸，自然條件較好。中部有山、有水、有平原，無霜期長，雨水充足，資源豐富，糧棉油產量高居全國 30-40%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鋪墊的經濟基礎和方便交通，都為中部的崛起創造了良好條件。
中部五省南鄰經濟發達的廣東和福建，東連經濟已經崛起的浙江、上海和江蘇，北靠經濟發展快速的河北和山東。在這一群經濟發達的省市包圍中，中部地區的發展已經有所起色，未來的發展中中部一定會展現后發優勢，抓住東部經濟向外擴散和轉移的機遇，走出困境，實現快速崛起。
中部旅游資源十分豐富。自然風光有山、有水，山包括：黃山、廬山、五臺山、云臺山、張家界、神農架、盤古山、瑯岈山、王屋山、雞公山、嵩山、衡山、九華山、九疑山等；水包括：長江、黃河、淮河、漢水、湘江、贛江、洞庭湖、鄱陽湖、東湖、宿鴨湖、三峽水庫、丹江水庫、三門峽水庫、小浪底水庫、佛子嶺水庫、薄山水庫等；文化景觀有：河洛文化、荊楚文化、三晉文化，作為遺存有盤古開天、女禍補天、嫦娥奔月、愚公移山、少林寺、達摩洞、龍門石窟、相國寺、白馬寺、嵩山書院、三國古戰場、赤壁之戰遺址等；作為古城有安陽、開封、洛陽、荊州、襄陽等；作為名人遺存有：韶山沖、花明樓、岳飛故居、老子故里、古琴臺、太白樓、明皇陵、采石磯、醉翁亭、包公祠、桃花園等；作為紅色文化勝地有井岡山、瑞金、竹溝、八一起義紀念館、武昌起義軍政舊址等。中部旅游資源數量之多，數不勝數。發展旅游業得天獨厚。
中部勞力資源眾多，外出打工人數占到全國外出務工的 40% 以上。有人估計，中國農村剩余勞力約為 4 億左右，中部因農民比重大且易于推進農業機械化，剩余勞力所占份額極大。中部各級政府只要能以認真組織務工培訓和中介，完全可以把中部建成東部發展的勞力供應基地，而且可以把那些受過打工鍛煉的人選為縣、鄉干部和成為地方經濟的開拓能手。
中部崛起的實際困難 。其一、“三農”包袱沉重。中部六省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業人口的 35% 以上，農業人口比重占 80% 左右，由于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滑，導致中部財政脆弱，社會需求不足，投資能力缺乏，如不能跳出就“三農”論“三農”的怪圈，在“三農”之外尋求解決“三農”的根本路徑，就不能把農民人口比重大幅度的降下來，中部的崛起就會淪為口號。
其二、城市嚴重短缺。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創造就業崗位的根本出路。中部地區六省城市化率除湖北山西分別在全國排名第 12 位和第 15 位外，豫、皖、湘、贛均排第 20 位之后，河南排在第 30 位，僅比西藏稍好些。河南總人口 9600 多萬，城鎮非農人口僅有 1797 萬人，占總人口的 18.8% （引自 2002 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國有多個省都有兩個副省級市，而河南作為中國第一人口大省，至今連省會鄭州還是一個地級市。城市的短缺和城市發展投入的匱乏，抑制了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給中部崛起造成困難。
其三、工業化程度過低。除山西外，豫、鄂、皖、湘、贛五省，工業產值僅為全國的 12.1% ，進出口僅為全國的 2.5% 。五個中部省區是典型的農業省。本人最近在深圳龍崗區調查，該區僅有 20 萬人，全區工業產值實際達到 1000 億元， GDP 超過 600 億元。在江蘇南通海門調查時，一個三星鎮總人口 3 萬多人，工業產值高達 15.1 億元，這同中部地區很多地方人口高達 800-1000 萬人，工業產值達不到 500 億元相比，形成了天壤之別。
其四、資金嚴重匱乏。在國家資金投向方面，常期在重沿海輕內地，重城市輕農村，重富人輕窮人，重錦上添花輕雪中送炭的軌跡運行情況下，中部地區因基礎較差和比較貧窮，既得不到錦上添花，也得不到雪中送炭，吸引資金困難造成很多企業不能上規模，小打小鬧，失去了競爭能力。再加上前些年整治和關閉五小企業，又使這些地方呈現出雪上加霜。
中部崛起所需的支撐性政策和突破性行動
支撐性政策 。其一、認真落實科學的發展觀。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吸取了改革 20 多年來所得成績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科學的發展觀也是科學的改革觀。這個改革觀根本著眼點是人，即以人為本，應該說這是非，F實的，是針對當前問題的。在促進中部崛起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科學的發展觀，實事求是的做好“民本”工作。要堅決改變某些官本位做法或是通過官商合謀，只顧某些集團的利益，而忽視了為最廣大的普通民眾造福；也不能再搞象北京那種被百姓稱為“大墳包”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到頭來，差距拉的更大，富的更富，窮的更窮。要總結區域發展失衡的根源，協調好、監督好公共財政的資金投向，真正發揮好政府在區域協調和促進中部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認真啟動宏觀調控在中部崛起中的功能。宏觀調控，有必要認真總結和找出差距拉得過大的管理癥結。為推進中部崛起，要注意提高各級官員的思想認識、思想覺悟，轉變舊有的工作作風，堵塞權錢交易和尋租盛行，協調好效率與公正，提倡艱苦，杜絕浪費，從宏觀調控上徹底扭轉資金和政策投放 中的重城輕鄉、嫌貧愛富現象。只有把每年兩萬億元的存量財政用于整合地區的協調發展，保證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做到權為民所用、心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才能使其為中部崛起發揮作用。
其三、推出區域間的地租級差，增加中部在土地上的吸引力。土地是國家的，我們不能只讓少數地區在土地上受益，而讓廣大的欠發達地區承受保護農田安全的義務和責任。有人說作為魚米之鄉的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經很少見到魚米了。這是說那里的土地已經被大量占掉了。例如深圳一個遠郊區原有 15 萬畝耕地，現在耕地只有 2 萬畝了，作為深圳的遠郊區尚且如此，可想其它靠近城市的地方了。浙江有 742 個開發區，規劃面積 4000 多平方公里，相當于現有浙江城鎮面積的 3.6 倍。南京有一個大學城，規劃面積 70 平方公里，相當于 26 個北京大學所占土地。我在上海浦東一個外企調查時，對方說在江蘇某地買了 1000 畝地，每畝地價 20 元，像這樣的地價 , 在中部是無法做到的。對一些發達地方如此便宜的占用土地的作法，如不限制，不僅農田難以全面保護，而且中部也無法與之競爭和發展。因此，為了補償國家已經造成的損失，也為欠發達地區更好招商引資，國家應推出區域間的地租級差，應把發達地區的土地價大幅度的提上去，讓其同欠發達地區形成十倍或百倍的差價，這樣，需大量使用土地的工業項目就會向中部地區轉移。
其四、核定區域間的工資標準 , 使在中部興業更有利。發達地區為了聚集人才，常通過高工資進行吸引。現在對經理層的工資在發達地區可高達幾十萬至數百萬元。但是對于工人工資就不一樣了，由于中國落后地區多，農民數量大，城市化和工業化又比較緩慢，所以大量的農民找工作十分困難。由此造成在沿海地區工人的工資標準不僅沒有上升，而且還在下降。本來發達地區勞動力升值是促進企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的動力，但因中國的特殊情況，發達地區的工人工資升不了，所以很多企業不會轉移 , 并且是在發達地區越聚越多。例如廣東東莞，外地打工人員早已超過了 300 萬人以上，而且企業還在不斷擴張和增長，迄今外地工在東莞已達 500 萬人左右。這些發達地方盡管鄉鎮長工資都超過 6000 元以上，但相當多農民工的工資依然只有 600 元左右。又如深圳的保姆做家政，一小時才只有 5 元錢，這個收入同成都等地沒有兩樣。為了促進中部崛起，應該由國家依照各地經濟水平，敲定最低工資和核定工資標準。把發達地區的工人工資盡可能高的升上去，使之與欠發達地區形成較大級差，這樣，就有利于一些企業向中部轉移，會促進外商看好中部地區。
其五、拉開區域間稅收檔次，促進工業向中部轉移。作為宏觀調控政策，一定要重視區域間稅收政策的調控，要利用稅收杠桿，促中部地區崛起。對發達地區辦工業，國家應該多收稅，對在欠發達地區辦工業，國家應該少收稅，不應該在稅收上一刀切。例如北京，已經有了兩個汽車制造廠，近又準備建奔馳汽車廠。北京土地緊張、水供應困難，交通嚴重堵塞，為什么非要在北京大興汽車工業？汽車工業是帶動能力最強的產業，一個汽車廠建到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去，它所起的拉動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通過國家稅收的調控，促進外商向欠發達地區投資呢？最近有人主張，把發達地區個人收入的稅收起征點向上提，欠發達地區個人收入的稅收起征點向下降，這種主張一旦實現，又會進一步打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本來欠發達地區的工資過低，已經造成了人才外流，如果欠發達地區的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向下降，那就更沒人愿到欠發達地區工作了。以己之見，應該把這個觀點倒過來，做到在欠發達地區投資的企業稅收是最低的，在欠發達地區工作的人納稅也是最少的，只有這樣，欠發達地區才能發展。宏觀調控應該用好稅收杠桿，促企業和人才向中部流動，這樣中部崛起才有指望。
突破性行動。（1）突破淮河治理；春又卫硎侵胁酷绕鸬拇笫轮。曾經有過“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民謠。但是后來黃河改道，淤塞了淮河入？诤，淮河成了安徽、河南的一大隱患。十年九澇給幾千萬人造成災難。解放后百業待興之時，毛澤東主席就發出號召并親自寫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淮河的危害至今未能止住，直至去年淮河泛濫又給中部造成了數百億元的損失。因此，要促進中部崛起，就要像修長江三峽那樣，利用社會主義能辦大事的優勢，集中國家的財力，突破對淮河的治理。
（2）突破公路、鐵路、航空和鄉村道路的建設力度。同東部相比，中部公路、鐵路仍然不夠發達，特別是由于中部人口密度較高，因地區之間的公路較差，造成對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大。另外，中部的航空更是滯后，有些城市乘飛機還要遠跑幾個小時的車程。特別是鄉村道路，在中部地區更差，下了雨泥濘不堪，進不去、出不來的村莊還很普遍，這樣的地方也很難發展農業產業，農村商品經濟還遠未實現。因此，要促進中部致富，仍需從先修路做起。國家應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用國債貸款，突破中部鐵路、公路、機場和鄉村道路的建設力度。
（3）突破農田水利建設。中部五省是農業大省，有較多的水利設施。但是，由于國家投入向東部傾斜后，中部的水利設施大多年久失修。有些地方本來可以引水灌溉 , 但因沒有資金投入，依然靠天吃飯。有的地方在 60 年代已經建起農田灌溉水網，只因水庫崩塌，又使原來的水網被催毀，在沒有國家投入的情況下，又改水田為旱作。要保證中部地區崛起，就要從保農業入手，重視農田水利建設，使農民做到旱澇均可保收。
（4）要突破城市發展。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就業問題。根據國外經驗，總人口中的大部分應該就職于第三產業。如美國在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超過 70% 。但是我國第三產業遲遲不能發展， 1996 年占國民生產總產值 31% ，而到 2003 年， 8 年過去了，第三產業所占比例還停留在 32.2% 。我們應該對此問一個為什么？應該找出癥結所在，予以攻破和化解。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還在于城市發展戰略有偏頗，本來只有大城市才能夠創造更大比例的三產就業崗位，如紐約是 81.1% ，東京是 69.3% ，北京是 54.6% ，相反， 10-20 萬人的小城市三產就業崗位最高才有 21.5%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能只重視小城鎮發展，應該認真的研究發展大城市。特別是在欠發達地區，重視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不僅是招商引資、促進生產要素向這些地方流動的需要，也是創造就業崗位和擴大工業品需求，促進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推進中部的城市化，需要處理好發展大城市與發展小城鎮的關系，處理好增加城市吸引力和現有農民承受力的關系，處理好城市發展與保護農業用地的關系，以保證中部地區城市化有大的突破。
（5）突破發展民營經濟。實踐說明，那里民營經濟最活躍，那里的經濟社會就發展快。在工業領域，國有經濟同非國有經濟的比例在浙江為 20：80 ，在廣東為 25：75 ，在江蘇為 29：71 ，這三省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工業領域內，國有經濟份額都不到 30% ，相反東北和西部，這個比例分別為 80 ：20 和 98 ：11 ，剛好把東部三省的情況倒過來。從就業角度看， 1991-2002 年，國企減員 3500 萬人，民企就業增加 1.08 億人，城鎮就業的 70% 是民營企業安排的，特別是第三產業 84% 是靠民營企業發展起來的。因此，無論從發展地方經濟考慮，還是從發展三產促進就業考慮，在推進中部崛起時，一定要突破發展民營經濟。
（6）突破三產發展。我國三產發展十分緩慢，究其原因是大城市總量欠缺和城市化方向有偏，同時也因管理不善造成在城市里發展三產過于艱難。一方面是發展三產注冊手續復雜，而且要求條件過嚴；另一方面是城市建設脫離了國情，過分講究表面上的整齊漂亮，而不能善待百姓。最近我在西部某城市調查時，發現因整頓城市，而致使我曾經住過的地方，長達 1 公里的蔬菜一條街沒有了，長達 2 公里的服裝市場不見了，修鞋的、擦鞋的、賣小商品的、賣小吃的也都無處可尋了。近又在北京五環外三公里的一個小區的門口發現，長達 2 百公尺的路邊上竟擁有 312 個小攤販。在我的調查接近早上 8 點時，突然間攤販緊張起來，很多人不顧一切的收起商品往外跑，頗有點雞飛狗跳墻的態勢，亂作一團。只聽說“鬼子進村了”！這時我才知道，攤販在這里擺攤是違法的， 8 點鐘執法人員上班了，他們便從小區門口消失了。有人講，這些商販一旦被抓，除了商品被沒收，還要進行罰款，弄不好連人都會抓起來。由于這樣的城市管理，不知在全國擠掉了幾千萬就業人員！北京四環外 10 公里的地方尚且如此，可見三產在城市發展何其艱難？我們為什么不能從我國實際出發，在城市四周開辟一些地方，創造一些寬松環境，來促進服務業的大發展呢？為什么一抓就業，就是把大社區劃成小社區，增加居委會、增加保安、增加巡邏隊伍，把國家增加的就業經費都用于限制發展和緊縮環境呢？在外國每千人分攤中小企業數量為 45-55 個，而我國至 2003 年 6 月，每千人才僅擁有 8.9 個，同國外相差 5-6 倍，可見在中國發展中小企業和服務業，還有巨大潛力。促進中部崛起應該解放思想、放寬準入條件，對百姓發展服務業可考慮免去注冊手續。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突破中小企業特別是各類服務業的大發展。
（ 7 ）突破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業的大發展。中部旅游資源十分豐富。而且因為中部離發達地區較近，這些地方最易成為發達地區節假日的旅游地，能以建成東部地區的“后花園”。所以中部要高度重視旅游資源開發。據世界旅游組織測算：旅游業投資 1 元，相關行業可增收 4.3 元，旅游業直接就業 1 人，社會就業就會增加 5 人，正因如此，旅游業雖然歷經了半個世紀，依然是個朝陽產業。 2000 年，世界旅游組織秘書長費蘭賈利在芬蘭國際旅游研討會上說， 2020 年，世界旅游人數將從 1999 年的 6.68 億增加到 16 億，世界旅游收入將增長 3 倍。他認為中國的旅游業在 21 世紀將取代法國，成為世界上游客最多旅游大國。根據國家規劃， 2020 年我國旅游收入將超過 3.6 萬億人民幣，為 2000 年的 800% ，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 11% 。因此，中部崛起，要突破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業的大發展，并通過旅游業的發展，促進中部的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和貿易往來，讓旅游業為中部崛起做出大貢獻。
